“三八”名称背后的话语陷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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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-3-8
2023-12-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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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八节日的名字的敏感,反映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增强。“女神节”是消费主义的陷阱,但“劳动妇女节”本身也是一个话语陷阱。其最初设立的目的,与其说是赋予女性权利,不如说是旨在动员出妇女的力量,促使她们为更宏大的目标努力。
1914年大战爆发后,参战国不得不让妇女走出厨房,去接替男性留下的岗位,各国都陆续开始开放妇女的选举权。反过来,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保持中立的瑞士,由于并无征召妇女劳工的战争压力,女性晚至1974年才获得选举权。
现代的“妇女节”由共产国际设立于1921年,原因就在这里。从这个历史脉络来说,乍看是当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更重视女性权益,但内在来看,则是这些国家的总动员机制需要把妇女、儿童等原本边缘的社会群体,全都组织起来,激发其参与,从而更好地实现国家目标。现代历程中对女性的解放、动员女性走出家门,都是为了国家需要,而不是女性权利本身。
‘苏联式’妇女确实是欲求‘解放’之妇女的胜利,但同时似乎也显示出国家对家庭的胜利。动员女性这一重要人力资源,是为了“把女人当男人用”,想要她们加入劳工队伍,利用其生产力,但对其私人生活中的家务、生育等的保障却明显不足。妇女被叫去参加生产,却被剥夺了再生产。
一个普遍的误区:女性有了生育自主权,就一定会少生或不生。其实未必,至少法国、瑞典的实践相反,如果社会有足够的保障,生几个没有后顾之忧,有些人真的喜欢孩子,现在的问题是她们想生都不敢生。
当下女性所面临的现实。所谓“劳动妇女”,推崇的是那些“能成为生产力的那部分女性”,往往还隐含着“为国奉献力量”的意味,是履行义务来换得荣誉,还不止是“通过自己的工作来赚钱”。“劳动”的话语,潜在地贬低了女性的其它工作,比如家务、照护家人,在全世界都是主要由女性承担,但在国内的话语里,干这种活的只是“家庭妇女”而非“劳动妇女”,因为“劳动”是指公共领域里为国工作。
无论是“妇女”、“劳动妇女”还是“女神”,实际上都只突出了“某一部分女性”,只不过基于不同的诉求来彰显这部分女性的价值,但这就潜在地忽视乃至贬低了其他女性。资本的逐利也能推动满足女性那些本应合理而不被看见的需求,在某些情况下,消费主义甚至是对女性的一种解放——女性有了自己的钱,想买什么就买什么,那本身就是一种不可低估的重要权利。
对于女性个体而言
谦虚、谨慎、温和与被动,这些特质是父权制文化下,女性的默认出厂设置。女性会因具备这些性格特征持续获得正向评价,进而强化对此的认同。自信、调皮、冒失、冲动、野心勃勃等这些在男孩儿身上经常得到鼓励的特质,在女孩儿身上,则常常是被打压的。领导力,追根溯源,其实与上述这些性格特质紧密相关。
那些拼命教你学好的,多半是为了方便自己使坏。对性别的规训,多半是为了另一个性别获取利益。
父权制社会,女性是被高度客体化的,是附属于男性的物品,父权制婚礼,女人要完成由一个男人“转交”给另一个男人的仪式,女性自从出生,就作为一个“对象”,进入无处不在的凝视和评价体系中,被大量的偏见、谎言包围,而真正的自我与需求则被忽视,被打压。
凝视和物化无处不在,最后一道屏障是自我认知。如果缺乏这层屏障,那女性自身就会不自觉地参与物化的过程,由外表至内心,从衣着到行为,最终女性成为符合文化与社会想象的形象,这就是社会建构。父权制下女性的标准的成长过程,就是离真正的自己越来越远,成为客体、成为观看者、成为完美符号的过程。
努力视自身为主体,去成为自己,去参与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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